在许多人的认识中,“封闭”会导致“落后”,但这个公式在非洲大陆并不那么适用。从某种程度上说,非洲是第一波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牺牲品。整个非洲经济随着殖民主义进程,被强制纳入到全球产业链中来。也恰恰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被支配和过度开放,或者说自身无法把控开放,才导致了非洲今天的落后。
非洲被强行拉入全球化进程后,在产业链中形成了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提供以原材料为主初级产品的地位,这奠定了非洲的经济结构。时代变换,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兴国家开始崛起,今天非洲的产业链版图也在发生变化。日本、巴西、俄罗斯、沙特、印度、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在非洲依其所长展开投资,但这些国家都不具备非洲全域的投资—产出能力。它们的投资往往只集中在非洲的几个国家或次区域,并不具备像中国这样能够进行全非洲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制造业—产能合作—工业园/加工区大布局能力。
过去我们一般都说,欧美企业在非洲能够“一统天下”,但到现在为止,非欧美企业已经能够占据非洲产业链的1/3以上,欧美在非洲“一统天下”的日子早已过去,各方参与的产业链正在重新构建地缘经济版图,呈现出一种非排他性、非洲本土经济体自主性渐进增大、动态状组合、向中端价值链升级的趋势。我们要看到这个多样化趋势,而不是简单地用两元对立视角来看待中国与欧美在非洲的存在。
比如在非洲矿业能源投资这盘棋中,我们根据不同国家、不同领域,跟西方国家公司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例如,几内亚最大的铝土矿山开发是中欧美三方合作;在尼日利亚,中国与加拿大石油公司一度联手,与美国石油巨头分庭对抗;在安哥拉,中国和美国的几大矿业公司联手的领域则比较多一些;在刚果(布)和乍得,中美法多家公司之间围绕着勘探授权、开采年限、炼油加工配置、利润分成、输油管道走向等问题相互合作与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格局与地缘经济布局并不完全一致,其间关系更是错综复杂。
面对新兴经济体更具后劲的发展态势,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投资事宜上多多少少已经处于守势,但他们仍然掌握着技术行业标准、仲裁话语权以及伦理价值体系;仍然扮演着诸如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公关能力、最低工资保障、环境污染治理等在内一系列规则的裁判方;西方国家媒体依然掌握着摇旗呐喊指责别国的话筒,这是新兴国家在非洲依然面临的挑战。
但随着中国企业日益成功地“走出去”,自然伴随着自身技术标准以及加工精密度、质量等级、安全系数、配件保修等标准的适用性扩大。目前,在准高铁、电力输送、水/火电站、电信通信,工程监理等领域,中国企业在非洲正较大程度地取代或动摇着欧洲那些陈旧过时的标准。比如我们在非洲建设的水电站达到一定规模程度,采用我方的电力输送标准后,欧洲的老标准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
我国在非劳工数顶峰是曾达到50多万人。这些年来,伴随着中国对非洲本土劳动力培训成果的不断累积,在传统的土木基建工程领域,我国在非洲的劳工数量已降至27至32万人之间,当地劳工数量大幅提升,这是一个良好的转变。
此外,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国家非常轻视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而我国对非洲发展投资以此为突破口,经过多年辛苦经营,已经打下坚实基础。随着非洲自贸区的建构进程,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至少拥有三五十年的发展前景。中国企业前期工作所打下的基础,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
凭借着资金、技术以及对产业链的把控,西方企业一直牢牢掌握着非洲的金融、航空、卫星通信、港口运营以及高能输电等中高端领域。而现在,随着主导与参与建设工业园数量的增长,我国企业在非洲的轻工业加工和组装领域已经开始向中端乃至高端发起冲击,在新能源、大众版人工智能运用等方面呈现出领先乃至取代西方企业的趋势。可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升级,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领域乃至盈利方式在升级。
但是,中国企业要想真正实现深耕非洲还需要时间,更需要经受考验。特别是在“走出去”的构思逻辑上,我们需要改变过去热衷于搞“世纪性大项目”、单方面追求政绩的做法,充分考虑到当地需求及社会各阶层的反应。我们需要积少成多,提高成功率,保证项目可持续性,而不是“大干快上”。在对当地还债能力、信用合规、类别风险(政治、安全、金融)的评估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
当地人力资源开发也是个老问题、大问题。目前,无论是在数量、质量还是把控局面以及经营接班的能力方面,当地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都不甚理想。如果人力资源开放进度跟不上,不仅将影响到非洲自身发展,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也是一个损失,多年来国际上各种名目的发展援助项目中途夭折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
最后,应该重视非洲的粮食食品产业链深化拓展。原本,非洲广袤的土地如果能做到中度开发,养活25亿到30亿人是没问题的,但现在却连养活10亿人都困难。农业产品一直是非洲发展的软肋,却恰恰是我们的长处。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忽视了非洲在这一领域的潜力,中国企业对此应该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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