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70年，我国煤炭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世界第一煤炭大国，为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做出了巨大贡献。回首过往，煤炭工业历经兴衰起伏，数代煤炭人奋斗不息，谱写了一曲因境而变、可持续发展的精彩华章。

恢复与初步发展时期（1949-1977年）

    煤炭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基础。70年前的旧中国，由于长期战乱，煤炭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之初煤炭产量只有0.32亿吨。

     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国民经济增长对煤炭的需求，我国充分利用计划经济优势，集中力量搞建设，从1950年到1957年，先后组建了煤田地质勘探、煤矿设计、建井施工等专业队伍，投入大量资金及人力，为煤矿建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到1957年末，煤炭工业共完成基建投资35.55亿元，恢复矿井38处，新 建矿井194处，改扩建矿井103处，建成投产矿井205处，合计产能达1.76亿吨。

1956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煤炭工业系统地质、基建、生产等单位的先进生产者代表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我国煤炭工业产生了严重冲击，出现了经营紊乱，片面追求产量，乱采乱掘等不利情况。为满足当时“全民大办钢铁”的需要，提出了“全民大办煤 矿”，并实行“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方针，全国小煤矿数量快速增加到 10万多个，煤炭产量由1958年的2.7亿吨快速增长到1960年的3.97亿吨。但由于违背煤矿建设程序和超能力生产，煤炭产量大起大落，1961年全国煤炭产量迅速下降到2.77亿吨。

1958年兖州煤田唐村煤矿建矿初期，男职工推磨车提煤（新华社发）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煤矿工业发展也受到极大干扰。在“立足战争，争取时间建设战略后方”的思想指导下，先后开展了“大三线”建设、“扭转北煤南运”建设和“江南9省”煤炭建设。三次煤炭建设的大转移，推广“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和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的“四边三当年”的做法。这一冒进指导思想导致煤炭产量下降，供应不足，供需矛盾加剧，并一度出现1972年1974年全国煤炭产量停滞不前，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局面。

    为解决这一问题，1975年1月，国家重新组建煤炭工业部后，树立了煤炭战线“十面红旗”单位，通过加强江南、云贵、华北、东北、蒙东、两淮和中南等煤田勘探和开发建设，优化了煤炭生产布局，全国煤炭产量平均增长3000万ｔ/ａ。1976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了4.84亿吨，1977年达到5.5亿吨，与1949年的3000万吨相比，增加了将近16倍，为我国煤炭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转型发展期（1978-2001年）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煤炭工业随之进入了转型发展时期。这一期间，煤炭体制从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

    1978年，经邓小平同志特批，我国引进100套大型综采机械化设备和100套综掘机械化设备，提高了综合机械化采煤水平。1979年-1980年，煤炭工业开始了全面调整和整顿，加强了生产矿井的开拓掘进，发展了采掘机械化，完备了矿区和矿井的生产配套工程、安全技术措施工程和生活福利措施。

八十年代的宁夏煤炭工业

    1982年，煤炭工业部提出生产、基建并重的指导方针，实施“稳住东部、战略西移”的布局，重建资源勘探、设计和施工专业队伍，加强了新矿区建设。1985年，全国煤炭产量达8.7亿ｔ／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大国。

    同年，国务院批准了煤炭工业部提出的全国统配煤矿投入产出总承包方案，标志着煤炭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七五”后期，国家实行“有水快流”的能源政策，鼓励国有、地方和个体私营煤矿一起上，建成了潞安、晋城、邢台、兖州、大同、铁法等14个现代化矿务局和潞安王庄、石圪节煤矿和兖州矿务局兴隆庄煤矿及邢台矿务局东庞煤矿等107个现代化矿井，到1990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10.79亿吨，改变了多年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

1988年兖州煤田唐村煤矿员工在全国掘进上岗竞赛中（新华社发）

    1992年7月，国家取消了计划外煤价限制，放开指导性计划煤炭及定向煤、超产煤的价格限制，出口煤、协作煤、集资煤全部实行市场调节。1994年7月，统一的煤炭计划价格取消，除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煤炭全部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定价。煤炭价格的进一步开放，使得煤炭企业参与市场的程度更为深入，价格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增强，对激励煤炭企业积极生产积极性起到重要作用。

    1995年，煤炭工业开始企业化改制试点，兖州、邢台、郑州、盘江、平顶山矿务局以及平朔煤矿等被列入100个试点单位，我国煤炭企业开始了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探索，为现代化煤炭企业的建立、为煤炭企业更好地参与市场化创造了条件。

平朔煤矿

    1998年，为帮助煤炭企业彻底市场化，国务院改革了煤炭管理体制，下放原煤炭部直属的国有重点煤矿，推进政企分开。同时，开始加快煤炭行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相继实施关井压产、减人提效、改革改制以及支持企业上市融资。为优化煤炭产业结构，对非法开采、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予以关闭。至2001年，全国煤矿数量由1998年的8万多个减少到2.2万个左右，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煤炭供大于求的矛盾。自2001年下半年起，煤炭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超常发展期（2002-2011年）

    我国煤炭工业这一时期进入超常发展阶段，这十年被称为煤炭“黄金十年”。十年间，我国煤炭生产和供应保障水平大大提高。首先，原煤产量由2003年的13.8亿吨增长到2011年的35.2亿吨，十年内原煤年产量增加了21.4亿吨，年均增长9.8％。其次，我国在世界煤炭生产中的比重也逐年升高。2006年我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煤炭产量的39.4％，2011年则达到了48.3％。与此同时，2003年以来，我国煤炭产量年均递增约2亿吨，占世界煤炭增量的80％以上。

    十年来，我国煤炭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首先，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十年来，我国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取得成效，初步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完全成本在内的煤价形成机制，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的煤炭交易方式改革稳步推进。其次，投资主体多元化。十年来，煤炭行业投资主体由政府扩展到政府、社会和企业。

    我国还形成了以《煤炭法》和《矿产资源法》为主体的煤炭法律法规体系。2005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07年1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煤炭产业政策》，关于煤炭价格、税收、资源有偿使用、市场准入等宏观行业政策逐步完善。煤炭工业科技创新能力、装备制造能力、生产技术水平、生产率及科学管理水平也大大提高。

结构优化期（2012-至今）    

    2012年，我国煤炭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全国煤炭产量36.6亿吨，比上年增长4%左右。以2012年为节点，我国煤炭行业结束了“黄金十年”，陷入长达四年多时间的低谷。2013年及之后，全国煤炭企业均出现销售困难、成本持续增加、资产负债率上升的情况。

    2016年2月，煤炭行业启动化解过剩产能行动，改善行业生存困境。2016年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2.9亿吨，2017年煤炭退出产能达2.5亿吨，2018年退出煤炭落后产能2.7亿吨，“十三五”煤炭去产能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

    随着煤炭去产能稳步推进，煤炭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2016年底，国家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提出重点建设神东、晋北、晋中、晋西等14个煤炭基地，并划定了162个国家规划煤炭矿区。

    目前，我国已建成了神东、黄陇、宁东、新疆等14个大型煤炭基地，产量占全国的94%左右；建成了陕北、大同、平朔、蒙东等一批亿吨级矿区。煤炭生产重心继续向晋陕蒙新等资源禀赋好、竞争能力强的地区集中。2018年，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贵州、山东、河南、安徽等8个亿吨级省区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31.2亿吨，占全国的88.1%。

    我国煤炭开采装备水平也不断提高，2014年4月，国内首个智能化无人综采工作面在陕煤化集团所属的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矿正式运行，填补了我国煤矿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无人开采的空白。如今，我国已走在世界煤炭“无人化”技术研究的前列。

    不仅如此，我国煤炭工业通过兼并重组、参股控股、战略合作、资产联营等多种形式，推动煤炭企业与下游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相融合。煤为基础，煤电、煤钢、焦化、建材、储运、金融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新技术、新模式推动了新能源、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矿区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等多元产业的协调发展。此外，矿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进程不断加快。

    70年栉风沐雨，70年春华秋实。煤炭工业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蓬勃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