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曾经的全国第三大煤矿——中福煤矿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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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北地区，太行山脚，焦作这个美丽的城市静静矗立着一座百年之久的中福煤矿。百年时光里，中福煤矿历经沧桑，几经沉浮又几度辉煌。

工业缩影全国第三

可以说，中福煤矿是整个焦作工业发展的缩影。它是中国近代采用机器生产煤炭的四大外资煤矿之一，煤炭产量仅次于当时的开滦、抚顺，位居全国第三位；是抗战时期内迁的唯一大型煤矿。

中福煤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英福公司。从19世纪末开始，一批外资企业纷纷来到中国，采取独资经营或与中方合资经营的方式染指采煤业。而其中在中国经营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是英国福公司。到了1916年，它的员工达到近万人，年产煤炭42万吨，产量仅次于当时的开滦、抚顺两大煤矿，居于全国第三位。

但是福公司的出现，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富豪劣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导致许多土窑倒闭，直接剥夺了许多以煤为生的穷苦百姓的生存权利。为了与福公司抗衡，地方小煤矿于1911年先后合并为中州、豫泰、明德三家煤矿公司。在袁世凯的多次过问和协调下，这三家煤矿于1914年8月合并组成官商合办的中原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官股纷纷加入中原公司后，为避免中原公司和福公司长期斗争，两败俱伤，中方外交部提出共组福中总公司的建议，遂被双方积极采纳。1915年6月1日双方在焦作成立了福中总公司，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型中外合资企业之一。这一时期的福中总公司有矿工8400名，占当时全国500人以上的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7.7%。

正当福公司煤矿顺利发展之时，1925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运动波及焦作，福公司所属的煤矿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历时长达8个多月之久，从而沉重打击了福公司在焦作煤矿的生产经营活动。

煤矿罢工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使福公司在勉强复工后处境艰难。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福公司决定与中方合组新的公司，以保证福公司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1933年6月1日，依照中国法律组建的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在焦作矿区成立。其职工人数超过了1万人。在当时，这个数字约为整个河南煤矿职工总数的一半。

在抗战时期，中福公司的300多名职员、700多名工人带着4000吨机器材料迁往大后方，也成为了抗战时期内迁的唯一大型煤矿。在随后的日子里，中福煤矿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但它的历史地位却愈加牢固。

力排众议，决定转移

1936年，中福煤矿产销两旺，年产量达一百多万吨，打开了焦作无烟煤在华北及华中一带的市场。然而，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全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战争状态。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保存实力，长期支持抗战，沿海和华北沦陷地区的大批工矿企业开始拆迁机器，转移人员。其实在当时，原中原煤矿公司的有些董事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认为这是“河南的财产，不能拆走”，此时，支持转移的一方明确表示：其一，若不拆不迁，则敌人可用而我国不能用；其二，若完全破坏，则敌我都不能用；其三，若拆下运到抗战后方，则敌不能用而我可用。综上考虑，只有拆下带走才是在当时环境中的最佳选择。因此，反对派权衡再三，最终同意转移。

当时，原英国福公司的代表也反对拆迁，有明智之士便指出：“日本是你们英国的友邦，但他是我们中国的敌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利用这些设备来反对我们，一定要拆。”最后，英方代表也终于同意拆迁。

最终，在这场大潮中，当时的全国第三大煤矿——中英合资的焦作中福煤矿公司南迁武汉，西进四川，在凶险万分的情况下，完成了焦作煤矿的千里安全大转移，并在后方积极开展生产，支援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迁武汉，西进四川

战火硝烟，转移如此庞大的工厂绝非易事。在当时领导的组织下，全矿员工拆迁地面及井下机器设备材料，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将器材分批装车抢运汉口。当日军南犯新乡时，矿员们装运器材的最后一列火车已通过新乡。1938年3月，所有中福拆迁南运的器材先集中存放在汉口丹水池煤矿，约计四千吨。

此时，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兼天府煤矿公司董事长卢作孚来汉口，听闻中福煤矿器材及技术管理人员和技工都在汉口后，卢作孚大喜，立即同意并应允负责把中福机器设备优先运输入川。

设备有了，那么要在哪里开矿呢？经调查，矿员们发现全矿三大平洞的采煤条件较为合适。虽然该矿采掘运排水全用手工，改造并非易事，但它也有优势：首先，它有一条17公里长、用20磅钢轨铺设可运5吨重煤车的轻便铁路，从矿区直达嘉陵江边的白庙子；其次，它煤层较厚，可采煤层有两层，一层厚2至3米，一层厚1.5米，储量丰富；最后，矿产一旦运出，由嘉陵江下运重庆不到5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据此，天府矿业公司正式创办，原中福李河矿长张莘夫出任天府煤矿矿长，卢作孚为董事长，资金为150万元（法币）。

合办四矿，成绩喜人

天府煤矿名为改造扩建，实则比新建还要困难，改造工程进行一年左右，也是中福在四川合办的第一个煤矿，后来年产量达到50万吨，相当于重庆附近几百个煤窑的总年产量，占了重庆全年用煤量的一半左右，对抗战后方工业和上海迁川工厂及民用煤炭的供应贡献很大。四川原有煤矿都是规模较小的土法生产，自中福与老天府合办后，才开始近代化的机器开采，为四川近代化煤矿的发展起了带头示范作用。

中福在四川合办的第二个煤矿，是在岷江流域犍为县的嘉阳煤矿，矿长汤子珍。中福与当地绅士、重庆银行家宁芷村三方合办，并自修一条小铁路，解决了嘉阳煤矿外运难题，因煤层薄，年产量为12万吨至15万吨。

在四川合办的第三个矿是威远县黄荆沟的威远煤矿，矿长郭象豫。由盐务局、中福和资委会三方合办，年产10至12万吨，专供自流井、贡井煮盐、资中糖厂及酒精厂之用。第四个合办的是隆昌的石燕煤矿，矿长俞物恒，由中福与四川省建设厅合办，后因该矿区资源萎缩，就与重庆北碚澄江镇的全济煤矿合并，仍由俞物恒任矿长。

四个矿合办成功后，中福迁运入川的器材，现款和人员技工也分配完毕。当时电、机修、风钻等各种技工不够用，矿厂只好让焦作当地职员避开日本人潜回焦作，并冒险招收技工数十人赴川，一面工作，一面又训练四川本地工人。当时，四矿的总公司设在重庆机房街一个新建的大院，合处办公。抗战胜利后，汤子珍继任四矿总经理一职，黄志煊继任天府和嘉阳煤矿公司总经理。

迎难而上，贡献突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不久，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占领焦作，一面在谈判桌上拖延时间，借机调兵遣将，一面派特务打进焦作矿区，散布流言蜚语，暗杀革命干部，搞得一部分群众害怕变天，人心惊惶，不敢公开靠近共产党。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向焦作矿区附近调兵遣将，逐步形成了包围圈。为了防备敌人攻占焦作，中共一方面在市区举办备战训练班，动员广大职工备战转移，一方面指示工人把煤矿的机器设备和贵重物资转运上山。

在转运机器的工作中，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阻止矿员们拆卸转运机器，他们经常出动美式飞机，疯狂地对运输队伍进行扫射。尽管如此，工人们还是全力以赴转运机器。大车和牲口不够用，就用膀子抬。技术工人、技术职员、老年人，甚至剃头的，都无一例外地自动参加了运送。一些笨重而又难以移动的机器设备，工人们就想方设法把它们给破坏掉。他们拆掉了发电机上的原动力机，锯掉了高车架上汽缸的铁拴，卸掉了井上井下的全部水泵。待敌人来到焦作，留给敌人的是被水淹没的废井。

1946年10月上旬，国民党纠集八十五师、三十二师、三十八师一部约五个旅的兵力，连同地方部队及还乡团等共计两万五千人，兵分三路，在数架敌机的掩护下，从修武、武陟、济源向焦作进攻。为了抓紧转运机器设备及其他物资，工人们日夜抢运。时逢初秋，阴雨连绵，运输的道路又全是山路，工人们在泥泞陡峭的山道上，一趟又一趟地抓紧赶运。鞋磨破了就赤着脚，靠手抬肩扛，硬是把机器设备运到了山里。

转运机器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敌人攻进焦作，10月12日，敌人侵入南厂，侵入焦作，美国造的炮弹开始向北厂轰击，飞机扔下了燃烧弹，火烧起来了，工人们仍在坚持着北厂最后一批机器的装运。终于，工人们把这批机器运抵较安全地带。当时年仅10岁的任忠法仍记得起当年的情形：生产用的大锅炉运来时，放在一辆大平板车上，由于一路上坡，六七十号人一起往坡上运。当时生产用电是靠蒸汽锅炉来完成，“当时村里唱戏就有电灯，用的是兵工厂送来的电。”他说。

焦作煤矿第二次大迁移至山西晋东南地区，建立了石圪节煤矿、小河铺煤矿、西白兔发电厂、固县铁厂以及3个兵工厂，为解放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如今，中福煤矿已入选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里有许多的历史留存，主要包括：二号井台、井架房旧址；三号煤矿竖井及配套用房；电机房；总办事处办公房；医院；电影院；煤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发电厂房；电机、绞车等设备。时光流逝，这些建筑、物品仍然伫立在那里，带着故事，带着历史，旁观着当今时代的日新月异。

采编/谢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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